上述老年人的行为，从新闻报道上看虽为个案，但其所为却基本上都是“破线”的行为，尤其是与其社会化所教化的取向彻底相反的行为，因而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，在相当程度上标注了个体行为和社会道德的下线。其可怕之处更在于，一个被社会化的人，其本身也构成社会化背景的一部分，因此其行为及其价值观也具有传递性，对社会产生影响。上述向飞机发动机孔内撒币的老人，其陪伴者三，竟无一人制止撒币行为，这就是社会化互动的结果之一。
不难发现，在今天的舆论场上，“焦虑”是一个高频词汇。所谓焦虑，大概是一种对前途未定的恐慌。具体到这个案例则体现得十分明显，即便可以掌握大量财富，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但原来身边有那么多关乎身家性命的信息是难以掌握的，面对突发情况是否能遇到专业应对是难以预计的。所谓对未来稳定的预期，并不是确定明天是否刮风下雨，而是一个社会能够在今天就根据明确的规则，将所有的应对准备好，任狂风暴雨，也不担心大难临头。
央企“走出去”，是到国际市场上去投资赚钱，是到国际市场上去和其他国家的企业、特别是跨国企业展开竞争，由此促进央企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，以期提升央企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能力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上台阶、升质量。做到这一点，除了要谙熟国际市场通行的规则以外，也必须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控制约束机制，否则，就只能延续“外战外行”的弊端，把境外投资变成境外撒钱、赔钱、甚至洗钱的噱头。
基层文山会海为何久治难绝？细究起来，肇因有二：一是形式主义惯了，不开会不足以体现重视、不整材料不足以彰显政绩。务虚的文山会海，替代了务实的下沉落实。结果呢？陷入“整顿-反弹-再整顿-再反弹”的怪圈。2017年4月，新华社亦发文警醒官僚主义做派，提出“要遏制‘文山会海 ’卷土重来”。二是解决文山会海基本是“头痛医头”，以形式来反对形式。比如这些年，不少地方推出了“无会周”制度，但大多治标不治本，约束不了滥开会、乱发文的权力冲动。
治疗虚假医药广告，法治本该是一剂猛方。可是，关键的问题有两个：一方面，罚则不够明确。“四大神医”基本都是傍中医为生，而今年7月1日，中医药法正式生效，中医传承过程中涉嫌虚假宣传、欺诈行为被纳入法规。遗憾的是，对于假中医仍缺乏相应的罚处办法。另一方面，执行不够得力。2015年广告法大修，彼时也是虚假医药广告泛滥，都指望新法一出、假广告灰飞烟灭，结果却不尽人意。播出平台有法不依的肇因，恐怕还是执法机关对相关乱象违法不究、后知后觉。
报道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，面对此类已经暴露或者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，监管层第一要做的，就是“让子弹飞起来”——要求各家银行排查，包括业务规模、风险敞口、期限等情况，对风险进行判断。如果风险已经暴露或过大，银行往往会采取抛售所持相关资产等措施。“如果风险太大，银行也不太可能出手稳定市场，毕竟没有这个义务，首先还是要自己避险。”常见的做法是，为了防止更大风险，企业会向其核心授信银行申请继续提供资金稳定市场。
一不高兴就“吼”是家长们的通病，他们也知道这样做不对，应该和孩子沟通解决问题，可就是做不到。
